豫章行者

下午科院学生LX、LH、LQ三人来家里玩，后两人希望选择我作为她们毕业论文的导师，所以聊了聊论文选题的事。真快，一转眼他们就快要毕业了。他们是我在科院教的第一届学生，记得上次帮Z老师代课再次去他们班，结果一站到台上，全班就鼓掌，让行者心里热热的。今年师大本部的学生对行者的课反应也不错，这都是在教学方面继续努力的最好动力。

假期将至，又要为下学期的新课作准备。下学期行者居然要去国际教育学院给留学生讲中国哲学，真是头疼。虽然冯友兰著有英文本《中国哲学简史》，可以作为西方人学中国哲学的入门书，但照他的书讲肯定不行，因为行者自己就不喜欢也不认可他那套关于哲学的说法。可难道用中文给老外们讲阿尔都塞的哲学观吗？老外们想学的是中国的“哲学”呀。

很久没刷墙，今天刷一个。今后要跟上油街的步伐，继续努力学习，因为学习就是劳动。

先转载一篇文章在这里，大家可以接下去讨论。

----------------------------

    汶川发生地震的第二天，病重的老作家沙叶新刚刚做完五次化疗，就立刻奋笔写到：“我哀痛不已，2008年，老天怎么这样对我中华不公，先是华南雪灾，又是山东车祸，继而再是这次特大地震灾害，半年不到，灾害频仍，下半年我们还会遭受怎么样的天谴呢？我真的不敢再想下去。”沙老在这里用了“天谴”一词，而不是天灾。天谴与天灾的不同在于，天谴强调天灾的降临是因为“我中华”做了违反天道的错事，老天爷要惩罚我们。这层意思在沙老后文说得更直接：“虽然我知道我们是无畏的，但我们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无辜的。”这无辜的过错究竟指的什么，沙老没有尽言。对此，身处于大时代中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吧。

    单就2008年来说，我们不仅经历了沙老提到的自然灾害，而且不停地遭遇着国内外的一系列变故。通货膨胀这样一种抽象的经济现象已经发展到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的地步了，广大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超市中常常一大早就出现排队抢购打折大米的老人；银监局取消对外国资本逐鹿中国金融业的限制，以至于巨额外国金融资本可以互相联合起来暗中操纵中国股市；耗费巨资筹办的北京奥运会不但没有给中国带来气运，反倒伴生了许多意外的阻碍：首先是诸多西方大国的首脑宣称拒绝参与北京奥运开幕式，接下来是***分子借机暴动，而西方媒体却又口径一致地指摘中国政府，甚至制造虚假新闻。此外，奥运火炬在国外的传递也遭遇到***分子的破坏，以及某些西方政府与国民的抵制……

    这些现象有的发生在经济领域，有的发生在政治领域。这么多现象之所以一起出现，是因为它们并不彼此孤立，它们都是中国入世带来的后果。从经济角度说，外国产业资本无疑乐于通过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达到压低成本的目的，而外国强势金融资本则乐于通过操纵中国的股市房市来大规模地掠夺中国的民间股份。从政治角度说，中国是一个按照美国模式发展起来的大国，对资源有着巨大的需求，所以在老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眼中，中国的“崛起”必将打破西方强国多年形成的制约、均衡和默契，带来世界范围内的利益的重新分配。这种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中国无法自我辩护的问题。无论你是否打算把手伸向人家的势力范围，人家都认为你会。事实上，中国的资本不是已经大量进驻原属法国势力范围的非洲了吗？

    在终于完成了国内经济市场化，制造出大量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任人宰割的底层人民之后，我们的国家又要面对世界资本和政治势力的威胁。除了政府以外，我们暂时没有任何可以应对挑战的力量。

    而我们的政府正处在手忙脚乱的处境中，没有对这一系列正在发生的重大变故做出任何解释和有效应对。事实上，官方的意识形态——即“和谐社会”的讲法——是在社会分化完成以后针对种种社会矛盾而提出的，它完全无法解释中国入世以后遭遇的新问题。我们也没有看到种下这些苦果的新自由主义表现出哪怕一点儿自圆其说的努力。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只知一味逼迫政府向少数人让渡权力，而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利益的中国无论遭遇怎样的威胁，都处在新自由主义话语边界之外。因此，08年的中国空前地处在了一个意识形态真空的历史状况中。人们不能不感到，曾经象征着中国被世界接受，而如今象征着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北京奥运，与人们自身的生活形成的反差实在太强了；人们不能不感觉到，GDP的高速增长，神五神六的上天，以及中国政府在国际政治中的活跃，与人们的生活形成的反差实在太强了。而这些反差为什么会出现却丝毫没有得到说明。我询问过一些司机，问奥运会和你们是什么关系？司机回答说，那都是当官的事情，跟我们老百姓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说2000年申奥成功还曾经牵动不少平民百姓的心，那么人们在北京奥运真的到来的2008年表现出来的却是太强的冷漠。

    由于中国新近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了老百姓的生活，而意识形态又没有提供有效解释，那么老百姓就会很自然地去追问，去寻求解释。最近网络中出现了一段广为流传但很快又遭到广泛封杀的黑色幽默：

好好过个年吧，遇雪灾了；
好好上个网吧，艳照门了；
好好传递火炬吧，闹***了；
发展农村医疗吧，发手足口病了；
买点股票吧，大小非减持了；
坐火车吧，还出轨了；
在家待着吧，还地震了；
一月二月大雪灾
三月报纸见达赖
四月圣火被搞怪
五月地震来加菜
天将降大任于中国也，必先撞其火车，抢其火炬，震其国土，吓其国民……


    和这些黑色幽默伴生的还有许多纯朴的追问。我们可以在网络中随处发现这些提问：“今年的中国怎么了？”“08年的中国为什么发生这么多事？”我们的人民在思考，我们的国家需要解释。震灾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意识形态真空的历史时刻。震灾暂时打断了人们的思索，将人们的目光转移到了四川。很难想象假如没有震灾的出现，对解释的寻求会将人民导向哪里。震灾的出现显然帮了政府的忙，政府也抓住了这个契机，拿出了最佳的表现。

    在我看来，政府的成功不仅表现在高速高效的救灾工作上，更表现在明智的舆论导向上。震灾过程中的新闻报道的两个最大特征是：高度透明、高度煽情。震灾新闻最基本的叙述方式是凸显灾难的惨重和全国上下的努力和关切。在这种叙述方式下，灾难的责任问题是第二位的，是某些具体的管理者的问题，而政府则是民心的代表、众望所归。这种效应非常成功地实现了，社会舆论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一样支持政府。有些支持政府的声音认为，媒体安抚民心的做法是对的，是有其伦理性的，否则将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恐慌。在我看来，政府从来不会这样思考问题。在必要的时候，政府不是可以牺牲许多人的利益甚至生命吗？所谓伦理性的国家，只能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和文化建构。

    当全国人民的目光都集中在救灾过程中的时候，政府就成为舞台上的主角，任何虚假的新闻报道或低效的救灾工作都可能引发13亿观众的仇恨。这股巨大的社会心理能量如果得不到安抚，如果不以煽情的方式一点点疏导为对政府的依赖和对民族的自豪，就可能演变为巨大的怒涛，引发难以想象的后果。事实上，四川德阳不就发生民变了吗？群众自发监督震灾物资的去向，一旦发现问题，瞬间就聚集起上千民众，将政府官员围在其中。在这一过程中，群众演讲和群众暴力都出现了。事发后官方立刻做出清查的决断，并且低调报道，报道中没有提到任何对殴打官员的群众的惩处。假如中国媒体开禁，事情绝不会这样简单。

    震灾中的政府，必须顺应民心的指向。中国政府在这段时间里，的确博得了民众的信任和国际的赞誉，非常成功地改变了自己在国民心中的形象和国际形象。这对深处重重危机的中国来说，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因为我们的国家需要空前的团结起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政府、知识阶层和老百姓这三者之间必须自觉地建立更为团结的关系，否则不足以应对前方的挑战。那个挑战才刚刚拉开帷幕——因为如果中国没有像热衷于竹内好的中国知识分子构想的那样改变发展模式的话，如果中国内部无法消化这种发展模式所需要的高额成本的话，如果“崛起”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场世界利益的重新分配的话，那么这场分配才刚刚开始，远远没有完成，刀光剑影还在后面。在这个过程中，像韩国人一样团结也许真的是唯一的出路。

    （不要相信中国过去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所以将来也不会；过去没有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发展过资本主义。几乎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在其发展之初，都采取了国家与资产阶级高度配合的模式。这不也是今天中国的样子吗？）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人在这短短十几天里出人意料地凝聚在了一起。在我的历史记忆中，除了89照片中记录的那些感人场面以外，天安门广场已经太久没有聚集起这么一大批留着眼泪为中国呐喊的人群了。灾难把孤独了太久的中国人一下子拉出原子化的生活轨迹，拉入到公共领域中来了。太多的网民一早爬起来就打开电脑看新闻，对着漆黑的死亡人数和悲惨的现场图片痛哭流涕。谷歌中国的博客网志上公布了一条令人感慨的说法，就在全民默哀的那三分钟里，谷歌搜索引擎的使用量骤然降低，几乎为零。一个强大的召唤力让几乎所有的网民在那一时刻放下自己的事情，共同参与到另外一件事当中。这种凝聚力根本不是宣布全国默哀的中央政府能够带来的，而这恰恰是“中国”的内涵！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播报员赵普在播报过程中两度语塞，满眼泪水。他当时说的话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被这样的声音，这样的画面感动，为什么我们总是看着看着就会眼含热泪……，因为我们爱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懂得相互关怀……”。这不恰恰是当年艾青在抗战时写下的诗句吗？“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今天四川的震灾像当年日本的侵华一样激发起了我们中国人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感情。这个共同体不能由单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来解释，因为它包含了中国的每一个民族，它只能是苦难的共同体，求生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也不能由人道主义来解释，因为在苦难之下人人平等，族族平等。一支抗击日寇的八路军队伍可以得到各个民族和阶级的支持，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中国”包含了太强的受难的情感，她积累了中国人一个多世纪的屈辱，因而只有在灾难和挑战再次来临的时候，才可能焕发召唤力。

    （建国以后，这个“中国”被政府高度地纳入到意识形态工作中去，她要求中国人从任何小的共同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直接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具有牺牲精神的个人。这样一种主体存在的方式后来经历了一次相当彻底的反动。今天我们在震灾之后思考和建构作为主体的新型中国人时，真的要小心再小心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那个久违的“中国”在呐喊的人群中再次浮现，在聆听新闻时落下的泪水中再次浮现，在捐款捐物的行动中再次浮现，可是人们几乎完全丧失了对她进行“表述”的能力。当央视的镜头对准一位天安门广场上泪流满面的女士时，她在明显的语言停滞以后重复了“党和人民支持你”这种官方话语。当新闻播报员赵普在调整情绪寻求语言的时候，他找到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艾青的诗歌。当新闻画面寻求最合适的口号时，《士兵突击》中的“不抛弃，不放弃”和***时代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成为了央视少有的打动人心的表达……。为什么今天的人们在表述自身的情感的时候，语言竟然如此的匮乏？为什么震灾面前，我们没有创造出属于我们时代的话语？为什么我们要越过八十年代狂躁的文化热，越过九十年代微弱的人文精神，到几十年前去寻找我们以往认为已经陈腐的话语？最为让人恼恨的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震灾的所有文学，都是普通网民创造的。我们听不到文学家的言说，看不到一首由城市里生活着的作家们创作的诗歌。如果说地震太惨烈，让感情敏锐的作家失语，那么全国人民在震灾中展露出来的那颗心也不能够感动他们吗？为什么今天产生不了艾青的《火把》或《太阳》，产生不了对于伟大的人群的描写？这不能不突显出8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的弊病。

    相比于文化界的一盘散沙和集体失语，年轻的一代展现出了令人振奋的面貌。以往对80后的描述或概括往往是“宅青”之类的令人担忧的词汇，可是震灾中奔赴四川的志愿者却主要由80后的热血青年所构成。向来深受批判的韩寒不仅找到了自己的行动方式，而且写下了《再见四川》这样一篇浸着血汗和泪水的文章。文章毫不软弱！当他在文末声称“回到上海后，本人不接受媒体关于此行的采访，也不写任何相关文章和作品”的时候，这篇文章本身难道不正是充满关切、思考和辩论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吗？奔赴朝鲜战场的魏巍写下了《谁是最可爱的人》，奔赴四川的韩寒写下了《再见四川》。尽管这样类比很难得到韩寒本人的认可，两篇文章的价值观和背后的文学生产机制也大不相同，但是我们还是不难发现两者的相似之处。那个相似的地方就是对于“中国”的感情。那个中国，就在每一个捐款人的手心里，在每一个悲痛者的眼泪里，在每一个呐喊着挥舞的手臂里。无论震灾之后，这些总是被批评没有体验过历史的年轻人怎样继续生活，在他们心中都将积累一层宝贵的情感记忆和历史记忆，随时都会被唤醒，或者就这样一直醒下去。

    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同是灾难，人们在今天的表现和在98年的抗洪中的表现如此不同？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至于今天会那么本能地聚集起来？这种变化真的能由网络的发展所解释吗？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也没办法看清未来几年中国还要遭受怎样的挑战。但是全国人民的呼声和行动让我前所未有地相信，我们是一个打不倒的民族！

                                                                   李阳
                                                                  2008/5/27

转自热风论坛http://www.cul-studies.com/bbs/dispbbs.asp?boardid=5&id=24512&star=1#77422

中国，挺住     

      汶川地震让半个亚洲震动，让整个世界震惊。中国经历的磨难太多，但从没在磨难中倒下。面临灾难，中国展现出坚韧与顽强；珍视生命，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敬意和赞扬。
　　
　　在这个生死交织、人神共泣的时刻，我们愿共同分担这份痛楚，愿共同祈祷生命的希望。
　　
　　中国不需要同情，中国需要理解；中国不需要安慰，中国需要支持。我们愿以杯水之力，尽寸尺之能，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我们知道，一个总理在两小时内就飞赴灾区的国家，一个能够出动十万救援人员的国家，一个企业和私人捐款达到数十亿的国家，一个因争相献血、自愿抢救伤员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国家，永远不会被打垮。
　　
　　希望必将与中国同在。
　　
　　让我们为生者祝福，为死者祈祷。中国，走好。

俄新网编辑部

很久没买新书了。物价飞涨，虽然行者不但在岗，而且上课很多，但照样被停发岗位津贴两个月。五一节根本就没出门，节前青苑书店打八拆，买了几本书，记帐如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陈永国等人编译；

译林出版社牛津通识读本（Very Short Introduction）之《古曲哲学的趣味》，安纳斯（Julia Annas）著，张敏译；

商务汉译名著之《皮佑选集》、《司法过程的性质》、《自然法典》、《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

《读书》精选之《改革：反思与推进》。

买商务的那几本，完全是冲着便宜，一时半会儿也不会看。

斯皮瓦克早就闻名，可惜还真没看过她的作品，所以先看了，印象非常不好，我估计有些地方译者自己也不懂是什么意思，所以只能让人看得头大，比如在编者序里（第13页），编者说“斯皮瓦克认为，福柯和德勒兹是把马克思所用‘再现’的两层意思‘合并’起来了：这就是作为审美肖像的再现（darstellen）和作为政治代理的再现（vertreten）。”我猜想这里讲到的应该是“再现”与“代表”两层意思的“合并”，其对应的应该是“representation“一词，都译成“再现”很让人费解，而且马克思的那篇文章中有很经典的说法，大意是说农民自己不能代表自己，只能被别人所代表。再看《德里达〈论文字学〉译者前言》，真是似懂非懂，我想有些地方不懂可能是由于自己的水平不够，但还有许多地方，一看那句子就知道是翻译有问题。这让我想起这段时间上网络文学概论课，我给学生讲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用的是王才勇的译本，结果发现许多地方不懂或不通，最后只能拿英译本对照讲，这才发现王译本几乎是每一页都有问题，以我这么不学无术的水平也能发现那么多问题，可见这个译文的水平，可是王的译文已经成了“经典”了，他这文章译过不止一遍。这学期的网络文学课基本上都在对照着读这篇文章，估计到学期结束，差不多能整理出一个行者版《机械》出来。

牛津的通识读本中卡勒的那本以前读过，手头有复印的中英本，就没再买，这套书字印得太小了，看了眼睛受不了。

《读书》的那本精选，主要选了前些年《读书》围绕中国的经济改革所作的一些讨论的文章，涉及到“三农问题”、“国企改革”、“经济与道德、公平与效率”、“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可以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社会变革所作讨论和思考的一份很好的纪录，很值得再看一看。

蚂蚁学院要申博，想与黑心期刊合作，于是把“问血评论”一班人马都请来开编委会，同时也请了几个研究界的“代表人物”，子善老师是其中一个。我得知老师要来，高兴得很。25日老师到之后，晚上就在家中招待，小孩子说“爷爷，你好！”，小英子也是格外高兴。

第二天开会没去，据说是“无主题变奏曲”。因为关键的是一天会议之后的两天“考察”——去婺源与景德镇游玩。我虽然课多，也无意于游山玩水，但有老师在，还是希望能陪陪他。

整个的旅游过程可以概括如下：

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到了景点拍拍照，买点东西说说笑……

那个乏味，记都不想记了。

今早老师赶回上海去，又觉得招待得不周，心中有愧。

 

李坑

江湾

景德镇

1. 事实证明，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无机左派知识分子暴露出当代左翼运动中最丑恶的一面。当代新左派，包括很多顺风接屁的中国小资产阶级假社会主义者，他们所谓的斗争是实际上是最为迎合资本主义现今发展潮流的需要。在西方，支持***的，主要是左派而非右翼。他们有一种动物本能式的条件反射：只要被他们认定为“弱势群体”的，就一定要支持，只要被他们看成霸权分子的，就一定要反对。根本不问青红皂白，不经过任何具体的分析。这些左派已经完全认定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对西藏的统治是政治压迫。左派自觉积极加入最反动的资本主义阵营的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社会民主党是资本主义最贴心的小棉袄。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发泄的借口，根本不管这个借口是什么，支持***和支持同性恋婚姻没有任何区别。只要看到想象中的弱者就激动，这是所有新左派最显著的身份铭牌。对各种低级冲动式“行动”的热衷，能让左派一次又一次在自我陶醉的快感中得到从肉体到灵魂的满足。通过自此西藏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新左派完全是当代资本主义体制有机的组成部分，没有左派的帮助，帝国主义分子根本不能完成他们掌管领导权的工作，没有这些人，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会走很多弯路。

   2. 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无能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宣传上。先是反应迟钝，一开始就失去了掌握话语权的机会，然后又是由陈旧不堪的宣传机器提供出大量只有在人类学资料汇编上才能见到的陈词滥调。直到现在仍然一遍遍地讲述农奴制的黑暗，指着那几张已经具有国宝价值的农奴人皮声泪俱下地控诉，再讲一万遍百万翻身农奴的幸福生活也不能改变藏民对达赖的图腾崇拜。政府小看了达赖的能量，从毛时代就简单地认为喇嘛离了布达拉宫就成不了活佛。达赖在西方人眼中所具有的道德象征意义不是中情局的一点阴谋诡计就能树立起来的，达赖的优势在于他完全融入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机器，与达赖的斗争是与整个西方主流宣传机器的斗争。目前的应对方针只有两个，必择其一：要么干脆以最为暴力的方式进行解决，用王震的方式扫荡藏区，这么做就不要怕任何后果，直接把鸟巢水立方炸了，宣布这个球用不顶的奥运会不办了，谁爱办谁办去，当然他们没这个种；那么只能是赶紧用西方人的意识形态来进行补救，什么都不说，只讲藏青会是恐怖组织，对达赖一句话也不要提，对喇嘛的和平抗议听之任之，但只要有人敢再次上街打砸抢烧，马上定性为恐怖袭击。把宗教民族纠纷变成反恐战争。像普京对付车臣武装分子一样，至少能掌握主动权。达赖的弱点是他能够煽动***，却不能控制局势，他不能像政党组织对党员的控制那样做到收放自如，他只能激起信徒们的野蛮激情，却不能完全制约他们的行动，这样就会有无数的借口可以利用。西藏问题是一个反华的好借口，西方政客发现在这个位置上造势比台湾要安全得多，既可以树立他们的正义形象，有没有引起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但正是这样，对西藏的策略就必须更加隐蔽和迂回的方式进行。

   3.实际上，这次西藏事件对中共政府来说是好事，这一点必须要看到。可以说一夜之间，这个象征意义极强的事件凝聚了人心，自***去世以来，这几乎是第一次全体中国人同心协力去做同一件事，发出同样的声音，热情地站在国家利益一边。与毛时代不同的是，这次的同仇敌忾完全是民间性质，官方根本还来不及想到发动群众。知识分子在此次事件中表现出了高度统一的沉默，只有极少数官方指派的人重复说着政府公告的语言，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态是看热闹，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政府应该认识到真正靠得住的，用得上的是人民群众。长期以来，政府已经养成了依靠精英习惯，而这些人在人大政协会议上的丑恶无耻和他们在具体国家民族问题上麻木无能是成正比的。中国的那些官方或民间的精英们在这次事件中将显示其绝对的无知和背叛。

小英子前些天写了一篇文章，是给远方的师友的。

-----------------

今日看吴心情挺轻松地坐在电脑前修改译文，问他是否快完工了？“快了”，他笑着，你将怎样犒劳我呢？“杀只鸡给你吃吧”！那倒是不用。记得在老家，家里来了客人或是有重大的喜事，妈妈就会抓只鸡杀，全家人一起围抓，弄得鸡飞狗跳。听他这么一说我也轻松许多。

来这里快两年了，其间吴总是很晚睡，有时我和添添睡了长长一觉，他才睡，一双冰冷的脚放在身边，孩子弄哭了。问到几点？说是12点、1点、2点……，白日里又很少休息，夜熬多了会出问题，一会儿头疼一会儿眼睛痛，没个好人。我能体会到少睡的痛苦，换了我早就无精打采、全身酸软得爬不起来，心情烦燥还会骂人。他的这根弦长时间崩着，真担心那一天断了。就像小时候跟着爸爸去机米房机米，一根宽宽的皮带，被两端的机器拉得紧紧的，听着机器发出“啪…啪…啪……”的声音，皮带不停地转动，好担心它会这样断了，可每次都没有。我现在放下许多担心，我这根弦也可以松了。

我每天带着孩子操持家务，当然吴再忙每天也得定时陪添添玩，比如做饭时。添添刚满两岁，这孩子除了吃饭、睡觉外，我干啥他也跟着干啥。吴有课时，我带他去买菜，背上自己手缝的大布包，买的菜都装在里面，抱着添添，有时还提一桶油一袋米什么的，挤上公交车，很幸运总是有人让坐，气喘嘘嘘，不知是被累的还是被感动的。总之心里感觉蛮好。

去年春，好多阿姨、大爷在房子侧面的荒地里挖了地，种上青菜，小青菜在春光雨露的滋润下勃勃生长，觉得生命真奇妙。我带着小添添也挖了两块地，种上青菜、辣椒等。现在地里还有去年底播种的青菜，伴着春风细雨，小青菜长得快，抽心了。添添喜欢吃菜心，有点苦很嫩很新鲜。没有事时，我会带添添去地里走走，林间小径，仿佛通幽，半溪流水，两岸杨柳含着晓烟悠悠飘扬；黄灿灿的菜花招蜂引蝶，阵阵春风带来花草的香味。我背着手走在前面，小添添跟在后面，走到桂花树处，他摘着嫩叶自言自语：“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看着他我笑了。他又指着树间的茶花要我摘，摘下一朵给他，他摘下花辨说“花落知多少”；记得有次带他去校园玩，我们来到红梅深处，树枝上的花儿朵朵夺目，小添添指着要我摘，摘给他，就随手扔，我跟他说扔在地上的花儿就没用了。想起教他词句里有“千树落花红”，又和他说起。第二次来到这里，添添说：“妈妈，千树落花红”。是的，“千树落花红”。看来平日里我跟他说的他都听进去了。添添脾气倔，平时人家叫他说啥唱啥，从不答理人，一人玩自己的。这孩子每天就闹着要出去玩，风里跑太阳里笑，整个成了黑人，不爱吃饭，瘦得比猴强不了多少。他犯下了错误，我狠揍几下没事。有时白天洗干净的被子，夜里就撒泡尿在上面，气不过把他屁股露出来啪、啪、啪打几下，他也不哭，大声叫爸爸，没听到人答应，急得叫“老吴”。我给他拿衣服去了，爸爸问他撒尿了吧，他对着他爸笑，等我过来又装睡了。

午饭后，添添会睡上一会儿，我会把脏了的拖把拿去小溪里洗洗，或许会去菜地里弄些菜。有次正在锄地，听吴在窗口大声唤我，声音没落我就答应，放下锄器转身跑。添添醒了要我，又怕误了吴的时间，责怪自己，缩着脖子轻轻走进屋，看着吴有意傻呵呵笑，就这样躲过去。我觉得我喜欢干农活不喜欢读英语，庄稼人出身永远是个庄稼人。这是一种恬静的、不用受生存和外界压力的生活，我越来越喜欢。我感谢我的哥哥我的爱人，真的。

我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记在这里，给关心我的老师和朋友们，让他们对我的生活有所了解。吴几次去上海给我带来老师和朋友的问候及礼物，每每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在网上多次被朋友问起，我都无言，可心里总挂着。但我又像是被什么担搁了一样没有去问候，一日一日，日子越连越长，放在了心里。

                                    英子于2008、3、10

孩子终于好了，一个感冒治了十来天，弄得孩子每天没劲，现在终于好了。哪天有空再贴上他的照片，已经瘦多了，但健康就好。谢谢关心小添一的亲朋好友！

前些天上当代文学专题课，有学生在课间问我会不会讲刘墉，我一愣，说实话，虽然在书摊上也随处见到这个名字，但我从来没有翻过。然后这位同学很郑重地向我推荐这个刘墉，并好心地要把手头上的那本书借给我看。我想，既然学生这么喜欢，又这么好心，那就看看吧。昨天晚上要休息时，躺在床上翻看到了二十来页，天呀，差点就让我吐了一床，天下就有这么让人恶心的书！！但让人悲哀的是，这么恶心的书在大学生中还这么受到欢迎。如果书不是学生借给我的，我立马就会把它从窗户口扔出去，我觉得用这样的书上厕所都会让人拉不出矢来。

书名是《点滴在心的处世艺术》，封面有一段话摘自作者的前言：人生的兴衰荣辱，用舍行藏，都是点滴在心的滋味；处世的尔虞我诈，欲擒故纵，都是妙不可言的艺术。一看就知道是写什么的，都是一些商场和官场上的小故事，然后是所谓的处世“心得”与“艺术”，但也想不到内容和语气那么让人恶心。相比之下，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反而不让人那么反感了。

前些天看到韩少功的一篇文章，里面就提到中国人特别喜欢搞“处世艺术”，那些小聪明，中国人一看就能心领神会。但这不是什么值得夸奖的品质，如果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大多数心思都用在如何讨好别人，如何与“领导”、与“下人”打交道，这个民族的未来可想而知。

当然我也知道，中国古代讲求“为人处世”，有它礼仪性的一面，也有它迫不得已的一面。现在呢，人们面对社会的不平等、市场的不安全感，更需要一种能够保全自己、赢得好处的“生活技巧”，但无论如何，都必须明白，如果是出自礼仪，也是以真诚、自然为上，如果是为了生活，是被迫的，那就是一种求生的屈辱，如果反而把这当作是一种可以津津乐道的“艺术”，那就实在让人悲哀了。这些话是献给那些以学习“处世的艺术”为乐的同学，不管你们听了是不是舒服，是不是认为我不懂得“为人处世的艺术”，我都要这样说。这话对事不对人，更不是针对那位借书给我的同学。

顺便说一句，只有不讲法制的官场和不讲规则的商场，才容易崔生各种“处世哲学”，而我们当代中国，恰恰是官场不讲法制、商场不讲规则。可怕的是，这些官场和商场文化，正在向我们生活的一切领域渗透，把日常生活领域也改变成了官场与商场。

自开学以来，就疲于备课、上课，每周19节课，4个课头。孩子近日又住院，一个感冒能吊上一星期的针还不见退热（现在的医院真是扯蛋！）。行者现在面对生活，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先刷一个墙，以告朋友。

父母在家里，总还是要回家过年的。虽然听说可能又要下雪，明天还是要回去，不然就更回不去了。乡下早已经停电了，电话也不通，行者也没手机，所以只能在这里向各位朋友拜个早年！